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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是一位在财政领域深耕的经济学家，以严谨治学重构国民财富流动的逻辑；他也是一位公共风险的洞察者，在不确定的世界中为大国治理寻找确定性。他始终从“人”的维度审视冰冷的数字，让财政理论承载起共同富裕的温暖使命。从田间地头到国家智库，他立足本国实际，纵览国际风云，以独立之精神，让财政智慧成为推动时代前行的坚实力量。

刘尚希选择迎难而上，当时，他觉得自己像在“开垦荒地”。1997年，他发表研究报告《财政风险：我们的看法与建议》，获得全国人大财经委领导的重要批示，提出了一种新的财政风险分析框架。后来，他意识到“公共风险”是财政风险的源头，经济、社会、环境等领域的公共风险都可能最终需要财政来兜底。1999年，他又发表《论公共风险》一文。此后，他持续发表专著，形成了风险财政学、公共风险论、风险循环论等理论体系。

刘尚希认为，财政的本质不仅仅是收钱花钱等实体概念，而是社会演变过程中为了应对公共风险、构建确定性的一种制度安排。从历史看，财政改革的内在逻辑随着公共风险的变化而演进，旨在对冲风险，为社会缩小和防范不确定性。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，面对的主要公共风险先是“家贫国弱”，再是“机会不均”半岛·APP，后又演变为全球公共风险。

物理学的思想认知革命带给了他关键启发。“牛顿经典力学描绘了一个确定性的世界，可以利用规律改造世界；但量子力学认为半岛·APP，世界的本质是不确定的，观测到的秩序(确定性)是暂时构建的(波函数坍缩的结果)，而非永恒的存在。”刘尚希说半岛·APP，这打破了主客观二元论。这成为他反思传统经济学范式的起点，他认为经济发展并无绝对的规律，经济发展是由人推动的，风险的潜意识是关键，人们对利益追求的显意识是由此转化而来的。

因而，刘尚希的提议有时在经济学界显得“离经叛道”。2020年初，新冠疫情冲击全球，多国推出非常规的经济刺激政策。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运用了两个“前所未有”描述当时形势的前提下，刘尚希建议适度实施“财政赤字货币化”，发行特别国债并由央行直接认购。这一非常规工具的提出，在业内掀起了一场“百家争鸣”式的激辩。反对的声音认为，此举将破坏央行的独立性，影响财政的纪律性，并可能诱发通货膨胀，带来难以预料的负面影响。

刘尚希于1992年正式调入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工作，研究所于2016年更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。2005年，他在陕西省贫困县调研时，西安市蓝田县的县委书记向他倾诉，当地作为水源地很难发展工业，财政困难。刘尚希追问，所有税收都留给地方够不够支出半岛·APP，对方回答“仍然不够”。他意识到，在发展条件受限、缺乏税源的区域，旧的原则失效了。

制度性交易成本往往是由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未能理顺，政府越位、缺位和错位导致，多处于弹性较大的“灰色地带”。他们在调研中曾经发现：“一家企业为了满足环保标准，刚投入几百万改造锅炉，环保标准却毫无征兆地突然提高，新建的锅炉瞬间就面临淘汰，面对巨额的沉没成本，企业欲哭无泪。”因而，政府需要提升政策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。

从飞机上俯瞰，刘尚希看到的是农民财富的凝固。这也是他长期以来的忧虑。他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作为农民主要财产的农村“三块地”(承包地、宅基地、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)难以通过交易、评估、抵押等方式实现市场化配置，也没有可以转让的自由市场，城乡土地不同权不同价，最终无法转化为经济价值。农村的商品市场化有了一定发展，土地、金融等要素市场化改革仍然滞后，成为制约农民财富增长的关键。

人的主体性强调“人支配物”，而不是相反，他认为一切的发展都应当“以人为尺度”来衡量，否则发展就可能没有价值。“现实里的情况经常相反，物、财富、权力成为尺度。例如，唯GDP论曾经带来了环境污染，危害人的发展。”他说。接下来，社会应通过加强民生保障，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所有人的能力提升，激励每个人的创造性迸发；进而鼓励利他精神半岛·APP，形成社会互助，提升人的文明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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